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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对新见三枚明末李自成农民印章的讨论，知晓大顺政权在政权建设时，不仅设置了大量的地方行政职，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学等辅助性质的职。在整理目前所见李自成遗印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李自成农民印章的用字问题和该农民在巴蜀地区的活动，并纠正了文献中有关用印制度的错误记载。文中指出印章因避李自成父亲名字之讳，禁止"印"字入印，而改为"契、信、符、记"等专称，成为其一大特色。从现存的李自成遗印实物情况看，明末大顺农民在巴蜀地区也一度控制了不少地方，而并非传统上认为巴蜀地区完全为张献忠农民的势力范围，可补相关历史记载之缺遗。唐代中小型墓葬的建筑形制出现过明显变化，并存在着多种类型。本文通过对隋唐墓葬发掘材料的分析，总结出大多数中小型墓葬的总体建筑面积逐渐减小、结构简化、墓葬中用于祭祀的空间逐渐消失这一发展趋势。并结合文献记载，揭示隋唐时期丧葬思想与礼仪制度的改变，说明唐代墓葬制度强调虚拟象征意义和虚拟象征空间，从而造成墓葬小型化与随葬品简约化。公元6世纪中期，中原北方东部地区始出现一种以双菩提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常以镂孔透雕形式表现的白石佛教造像，其造型精美，特征鲜明，与早年流行的尖楣状背屏造像形式迥异。本文以邺城地区历年出土佛像为中心，结合周边区域同类背屏式造像，探讨北齐"龙树背龛式"造像的构图特征及技术传承。靴形鹿角器产生并流行于距今6～7年的淮河流域和环太湖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时期仍有孑遗。其功用需分别考察，不带穿孔者为普通的采集工具，带穿孔者为纺织工具。靴形鹿角器对研究当时的环境、纺织工艺、不同文化区的交流有一定意义。作为逊清的天潢贵胄，旧王孙的光环一直笼罩着溥心畲。鉴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他终生讳言政治。然而，其岳父升允却是民国初年的复辟派，辗转各地煽动惑。翁婿二人时常鸿雁传书，内中不乏涉及复辟派的文字和诗句。 博物馆藏有一通《溥儒致升允信札》，为研究旧王孙与复辟派之间的关系了新史料。通过考证系年可知，该信写于1917年秋季，丁巳复辟失败之后。溥心畲在信中宽慰岳父面对挫折要守志不渝，更将升允的故友、内蒙古复辟派王公宾图郡王喻为报国孤忠。参以《溥心畲先生自述》和《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大学士前陕甘总督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铭》等文献，可以分析得出旧王孙同情复辟、心系前朝的结论。同时，该信札写于溥心畲青年时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早期生活，也为研究其书法形成轨迹了宝贵参考。17年9月，无锡杨氏家族后裔向无锡博物院捐赠了一批家族，主要为晚清民初杨仁山先生的遗着、手稿、信件、老照片等。其中，张大千所绘《三贤图》尤其引人注目。画中三贤，除无锡杨仁山外，另两位分别是晚清民初文化人、书画家曾熙和李瑞清。这批此前都深藏于杨家，并被家族后人远携至美国，国内研究者鲜有机会获睹。本文从张大千《三贤图》入手，在考订画中
人物及其关系、分析画作艺术特点以外，同时拟解决两个问题：简单描画以杨仁山、曾熙、李瑞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人在晚清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侧面，从而丰富和拓展近现代文化史研究的相关内容；厘清杨仁山与曾熙、李瑞清的交游情况，为近
现代艺术史研究有益的补充。人物研究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是艺术史研究中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体现。当人物兼具跨文化、跨领域的特质时，搭建一个艺术史人物研究网络，其艺术精神，寻求艺术人物研究的独立语境与独特的学科范式尤为重要。本文从分析艺术史发展困境入手，主张多层面、跨学科的艺术史研究；以搭建多维艺术网络与文化核心为路径，探索艺术史研究界域与研究方法 ；以近代社会活动家、音乐学家王光祈作为人物研究个案，通过对其艺术史坐标的分析，挖掘艺术家的多重身份与文化核心，使艺术史研究更趋完整。海龙囤是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12年，这里重点发掘了"新王宫"遗址，并对遗址及周边展调查，试掘了"老王宫"遗址。"新王宫"是四周有封闭城墙、以踏道为中轴线的宏大建筑群，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和碑刻、瓷器等遗物。海龙囤的发掘为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土司制度研究、探讨与地方关系了新材料。文章结合许灵公墓出土编钟，探讨了许灵公墓编钟音乐文化深受中原音乐文化与楚音乐文化影响而具有二者兼容特征的音乐文化现象，指出此套青铜编钟是南北文化交融积淀的具体体现，对研究我国先秦编钟与其所涵盖的礼乐文化因素，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也为今后展对春秋时期青铜编钟文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龙山时代是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在以往有关中华文明起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始终受到相对忽视。近年来，石峁、碧村等新的考古发现表明龙山时代的北方社会表现出高度的发达，其对处于中原腹地的陶寺等重要遗址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主要通过河套与晋南两地出土陶器、玉器及葬俗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旨在说明两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及两者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