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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朝通宝钱是蒙古汗国时期的一种钱币，本文立足于出土发现材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这种钱币的性质、铸造流通地、铸造原因、停止铸造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大朝通宝钱应属于地方流通货币，为阔端系诸王铸造，主要是为了满足本地流通市场以及与西域贸易往来所需。忽必烈即汗位以后，由于集权措施在各地的推行，以及阔端系诸王势力的衰微，大朝通宝钱 终停止铸造，并退出了流通领域。大朝通宝钱以实物的形式反映了蒙古汗国时期地方势力发行货币的历史情况，从实物的角度佐证了忽必烈时期蒙元帝国加强集权、推行货币统一的重要历史过程，为研究蒙元时期的分封情况和集权制度的形成了重要的实物材料。大朝通宝钱的形制与面文具有典型的古代钱币特点，而背面的各种文字和符号则带有一定的西域货币文化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元时期的钱币特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外货币文化交流具有一定价值。泰安天书观铁塔造于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八月，是一座供奉碧霞元君的道教铁塔。它原有十三级塔身，结构采用砖芯外包铁壳的形式，是目前所知现存 早的砖芯铁壳塔。对塔身铭文的详细分析显示泰安铁塔捐资者 主要的来源地是河南怀庆府、封府，在府、县、村镇基层呈现不同特点。铸造匠人来自怀庆府河内县，铸造地木栾店位于怀庆府武陟县，铁塔铸成后向东运至泰安。工程的募捐、运作可能是以香会为组织进行的。泰安铁塔见证了泰山碧霞元君信仰在明嘉靖年间的流行程度，也是碧霞元君信仰传播至中原腹地的重要证据。台藏塔遗址是目前新疆境内保存较好、体量的唐至高昌回鹘王国时期的单体佛寺遗址。8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掘，共台藏塔佛塔1座、墓葬2座。台藏塔为一座平面呈"回"字形的方形佛寺遗址，由塔身、外壁佛龛等构成。两座墓葬均为斜坡墓道洞室墓，随葬器物有陶器、金器、银器、铜器等。云冈、龙门、巩县、响堂山石窟的佛衣类型演变脉络清楚，是进一步认识分裂时期南北、东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唐代影响地方的重要线索。凉州地区及南朝是四处石窟南北朝时期佛衣样式形成的主要来源。唐代两京地区汇集了南北朝的佛衣样式而形成范式，并对西部及南方地区的佛衣样式产生影响。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的国别有卫国公室说和晋国范卿说。有学者对琉璃阁范卿墓地提出质疑，本文就学界颇有争议的几个实质性的问题展辩论。太原赵卿墓(M251)墓主有简子说和襄子说。年太原金胜村发掘的M67M673等墓，墓主为赵卿的属臣，时代 主为赵鞅(?─前475年)。赵卿墓地年代的确定，为琉璃阁西区M7M7M1墓主头向东的大墓年代判定了依据。 博物馆珍藏有一套出土于安徽安庆元代范文虎夫合葬墓的素面玉带具。墓主范文虎是南宋与蒙元战争后期的重要 将领，掌控着南宋的存亡；降元后步步累迁至平章政事、尚书右丞，成为"南人"之中入元职者。范氏墓中出土多件玉制品也因形制特殊、质料上乘成为元代玉器研究的断代标准器。本文选取其中的玉素面带具，重新审视其出土情况以探究墓中相关随葬品的空间关系；并从当前考古出土文物、图像以及文献，对唐末五代乃至宋元时期汉地玉带具的流变一梳理；以范氏玉带为例，复原与解读唐宋时期从单鈌单挞尾"方团"玉带到双鈌单挞尾"排方"玉带的演变、使用和名谓。同时对宋元时期盛行的一类"束带"类带具也有所阐述。罗汉寿字插屏是故宫旧藏的一件祝寿题材的插屏类文物。这件文物的屏心上面布满了精浮雕，这块浮雕由人物、
动物和植物等形象构成，而且这些形象都是表现祝寿寓意的常用传统形象。就
浮雕艺术而言，这块浮雕在雕刻方式和形象上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本文从浮雕艺术的基本方式入手，对其分层方式、构图、形体压缩、雕刻手法及造型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和阐释，总结了它们的特点，并深入分析了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指出由传统的尊卑观念形成的等级主次意识、类型化的事物认知方式、概念化的形象设定三者结合是这件插屏浮雕方式特点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注重表意、"意大于形"的传统"道、器"关系认知则从深层促使了这些特点形成。此件唐代青玉兔形镇与唐墓出土以及清宫旧藏的几件唐代肖生玉对比，可管窥唐代
圆雕肖生玉器的时代特征。陵坡墓地是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的墓葬群，备受学界关注。关于墓地的性质，以往学界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相持不下。本文立足于全新的考古，阐明墓地位置与选址特点，重点分析和讨论了墓地的布局与年代及商周时期"四条墓道"大墓的等级制度。认为墓地墓位是按照"自上而下，大墓居中"的原则来安排的；起始年代可能为西周早中期之际，废弃于西周晚期；商周时期四条墓道是王墓的常制、规制，其他 不能随意轻易设置，但或因某种原因可以获赐配享，不过形制和王墓墓道有别，据此排除了陵坡墓地"王陵说"的可能。 从墓地形态、墓葬等级与葬俗特征方面，结合墓地地望与文献记载，判断墓地为"周公家族墓地"，而非其他。16年11—12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配合基本建设，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大道中段(西安邮电大学南88米处)，唐代香积寺旧址北约3米处，发掘古墓葬6座。其中一座唐代墓葬(编号M2)，为坐北朝南的竖穴墓道土洞墓，虽被盗扰严重，仍出有瓷器、陶器、骨器等13件(组)随葬品及墓志1合，确认墓主为大中十一年(857年)燕国太夫人李氏。志文记载详细，内容丰富，由此揭示绛郡李氏由来，李夫人诸祖、其夫窦佐及其子嗣乃至扶风窦氏职迁转之史实，晚唐时期窦、李一系姻亲关系，及所反映世家大族相互联姻的社会历史现象等，补充了晚唐时期平判入等的等次划分有关规定，有证史、补史之重要价值。另外，确认了唐代皇甫村的位置，对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