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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卫巷遗址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北至泉城路，南到黑虎泉西路，东临天地坛街，西接榜棚街。8年8月，济南市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此区域基建项目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一处宋代金银器窖藏，出土一罐宋代金银器，其中金器1件，银器25件，器型包括金簪、金钗、金耳坠、金环、银钗、狮形银配饰、银钏、银镯、银壶、银盒、银块等。其中金簪、金耳坠造型生动传神，属于工艺品中的上品。此次发现的金银器种类繁多，数量较大，在山东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尚属，填补了此类型考古发掘的空白，为研究宋元时期金银器的工艺演变了重要实物，对于研究北宋时期济南地区女的装饰以及制金工艺等都具有重要意义。12年秋季，四川大学考古实习队在武胜县展田野实习期间，调查了该县桃源村北一处圆形石室，发现石室内壁及顶部均雕饰精美图像，随后对其进行测绘。石室凿于崖壁，平面呈圆形，洞露在外。石室下部凿出一圈，洞口有门槛石，底面向门外倾斜，有排水槽。石室内壁雕刻为一条连续的纹饰带。纹饰带两端为高山，山上有古树、飞瀑、深潭、草庐。山腰之间以石带相连，石带上雕饰5组图像，描绘赏画、奏乐、弈棋、读书等场景，分别以树木奇石作为间隔。石室顶部雕刻缠枝牡丹、如意云纹等图像。结合石室构建方式、形制、图像以及区位，我们推测这是一座宋元时期的崖墓，也不排除其是道教信众修行或士人读书的静室。桃源洞石室以其独特的形制和图像内涵，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平，丰富了宋元时期四川地区的文化遗存内容和研究。博物馆的前身北京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建于1912年7月9日，历经百年发展，馆藏品数量由初的5万余件到现在的13余万件。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博物馆的前辈们经过不断探索、研究，逐步形成具有本馆特色的藏品分类管理体系和藏品编号方式。从初按陈列室陈列物品建册，到后来按文物种类编制成几十本账册，计百余万件文物；从民族危难、社会动荡中藏品保管艰难维持，到广泛接受社会捐赠、征集、调拨，普查和信息化管理；从简单的序号编目，到日益完善的文物管理编目体系。各时期藏品账目沿革、分类体系逐步扩充完善，代表了博物馆百年历史底蕴。本文系统梳理、辨析各时期藏品珍贵账册档案，探求其历史沿革、编排规律、藏品编号方式及其在不同账册中所代表的涵义，并试图研究总结博物馆藏品账目管理的发展趋势，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好这些工作。民国时期，"启蒙"与"救亡"仍为社会两大主题，戏剧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塑下层社会心灵世界的工具，在民间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因此成为再造人心的利器，方和知识分子始有组织有系统地对河南地方戏进行改良。河南地方戏在改良过程中扮演了""与"启蒙"的双重角色，这一角色的冲突与协调反映了民国政治、社会与文化的互动。9年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马俑博物馆对秦始皇帝陵外城北门进行了钻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初步确认了北门的存在。本文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秦始皇陵园是一座坐西面东、正门在东边的帝王陵园等问题。恤刑制度是指我国古代封建在诉讼中给予老、幼、残、鳏、寡、孤、独等社会弱势群体特殊保护的法律制度。恤刑的对象主要是7岁以上的老人、未满1岁的未成年人、女、残疾人等。恤刑制度体现了的仁政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定罪量刑、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方面。我国已出土的《王杖十简》和《王杖诏书令》记载了汉律对于老年人、残疾人及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的法律规定和部分案例。清源遗址是乌江流域的一处重要遗址。通过对其商周遗存与其他时间、空间有密切的遗址比较分析可知，乌江流域的商周考古学文化遗存都应属于三峡地区的石地坝文化，同时其陶器又深受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和鄂西路家河文化的影响，其细石器又源于川西高原传统。2年和28年，对河南偃师市首阳山4座西晋墓进行了。其中1座为单室砖墓，其余为单室土洞墓，均带长斜坡墓道。出土遗物有陶器、铜器和铜钱等，以陶器为主。M1还出土"泰始二年"纪年漆片。其中3座墓的形制罕见，应为西晋帝陵陪葬墓，对于探索西晋帝陵的地望、陵区范围以及陪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了"乍浦、沈庄之役"的基本史实以及对该战役发生地区实地调查的具体情况。根据调查信息，本文进一步考证国博藏《抗倭图卷》，并提出《抗倭图卷》虽可能是为纪念胡宗宪战功而作，但并非"乍浦、沈庄之捷"这一历史场景的忠实写照，画面多源于画家的想象和虚构。合浦汉墓群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目前国内保存较好的大型墓葬群之一。自上世纪5年代以来，发掘墓葬已达12余座，丰富多样的墓葬形制和各类随葬器物为研究墓主族属了可靠的实物。本文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剖析墓葬所体现的多元文化因素。研究认为，合浦汉墓的墓主人除越人、汉人和楚人外，还可能有域外人种。越人以土着越族为主，在早期发展中南越和吴越等一些外来越族不断迁入；汉人主要为戍卒、无夫家女、因罪发配的员及其家人、避难人员以及中原派遣的吏等；楚地与岭南交流频繁，墓主也应有楚人后裔；所体现的域外文化因素，当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密不可分，诸如出土波斯陶壶等舶来品的寮尾M13b，其墓主可能为客死合浦、无法归葬的域外商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尉氏刘氏"一系所载和《元和姓纂》等书记载颇多抵牾之处，由于缺乏，是非对错较难判断。本文据近年出土的刘煟墓志，对史书所述刘氏世系进行了校补。作为逊清的天潢贵胄，旧王孙的光环一直笼罩着溥心畲。鉴于自己的特殊身份，他终生讳言政治。然而，其岳父升允却是民国初年的复辟派，辗转各地煽动惑。翁婿二人时常鸿雁传书，内中不乏涉及复辟派的文字和诗句。博物馆藏有一通《溥儒致升允信札》，为研究旧王孙与复辟派之间的关系了新史料。通过考证系年可知，该信写于1917年秋季，丁巳复辟失败之后。溥心畲在信中宽慰岳父面对挫折要守志不渝，更将升允的故友、内蒙古复辟派王公宾图郡王喻为报国孤忠。参以《溥心畲先生自述》和《皇清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大学士前陕甘总督多罗特文忠公神道碑铭》等文献，可以分析得出旧王孙同情复辟、心系前朝的结论。同时，该信札写于溥心畲青年时期，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早期生活，也为研究其书法形成轨迹了宝贵参考。17年9月，无锡杨氏家族后裔向无锡博物院捐赠了一批家族，主要为晚清民初杨仁山先生的遗着、手稿、信件、老照片等。其中，张大千所绘《三贤图》尤其引人注目。画中三贤，除无锡杨仁山外，另两位分别是晚清民初文化人、书画家曾熙和李瑞清。这批此前都深藏于杨家，并被家族后人远携至美国，国内研究者鲜有机会获睹。本文从张大千《三贤图》入手，在考订画中人物及其关系、分析画作艺术特点以外，同时拟解决两个问题：简单描画以杨仁山、曾熙、李瑞清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人在晚清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侧面，从而丰富和拓展近现代文化史研究的相关内容；厘清杨仁山与曾熙、李瑞清的交游情况，为近现代艺术史研究有益的补充。